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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

  评论:0 条   查看:598 次   has622426 发表于 2017-12-24 12:56

 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新发现

刘巧燕 胡爱生

摘要文章论述了共生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及其理论基础。提出:要打开马克思主义理论伟大的思想宝库,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局面,就要从社会、历史、宇宙的共生现象研究入手,展开科学研究,因为共生现象是活着的辩证逻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活的标本。

关键词共产主义共生主义 共生进化论 共生主义历史观

From Communism to Symbiosisism

——The New Find of Historical Maxism

Abstract: The article cover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symbiosisism, which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arxism.It puts forward that we should have a fresh understanding of the bright thought of Marxism. Only by understanding the symbiosis phenimenon of society, history and universe can we open the great treasure-house of thought, for symbiosis phenomenon is living dialectical logic and a living specime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 Words : Communism Symbiosisism Symbiosis Evolutionism       Historical Symbiosisism

 

引言

1996年,胡爱生、刘巧燕刚刚完成一项关于初生婴儿个体发育中社会性机能的系统发生的研究,通过六年的时间对自己的小孩的精心观察研究,终于获得了婴幼儿从动物性的人到社会性人的转变过程的第一手资料,这项研究得到了钱学森的重视,并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场争论。但是,这项科研成果对两位研究者来说,已经不是争论是非的事了,而他们的重点马上转到了另一个方面。因为他从自己生活的周围,听到的到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轻蔑。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能丢!在他看来,要把弘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当作自己的使命,如果一个社会,一千人一千条信仰,内耗会很大,必须强化共产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仰不是一个僵死的社会模式,而是社会与人生的目标的一种共识,要用科学的社会系统工程重建共产主义信仰。

 

一、共生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从自然生态系统研究到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

1986年,胡爱生和邓集甜两人把一项生态工程技术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他们建立了一个立体共生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是通过有意使一些生物因子拉开距离——高等动物、高等植物、藻类和原核生物,由于他们食性不同,很少有争夺共同的生存资源的矛盾,即使有矛盾的地方,也能通过适当的农技措施把矛盾化解。这就使得这些生物因子之间只剩下“利他”的特性,这样一个系统到90年代初终于相当完善地建立起来了,并且得到了有效的推广,取得了收入增长一倍以上的好收成。正当他们紧锣密鼓地把推广工作引向深入的时候,他们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由于偷盗行为很难得到制止,因而极大地伤害了农民使用新技术的积极性。对两位生物科学工作者来说,他们能够剔除生态系统中的损人利已因素,但不能剔除社会中的损人利己因素。而社会领域中的损人利己行为严重阻碍了生产技术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在巨大的痛苦中,两位年青的合作者终于理解了鲁迅的那种弃医从文的解脱方式,他们毅然决定放弃自然科学而改攻社会科学。

将社会经济生活按生态学的理论来理解,有一个社会性的概念横在期间,不能直接按自然规律的模式来解释社会。

 

2、共生进化论观点的形成与发展

1984年,胡爱生从生物细胞中叶绿体与线粒体两种亚细胞的结构的起源研究中悟出一种生命进化的新模式:细胞结构从原核细胞到真核细胞的进化似乎并不都是按照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方式进化成现在的样子,而是通过一种原核生物侵入到另一种原核生物的体内,而这种入侵并不象人类感染艾滋病毒那样,入侵者对寄主进行破坏而最后导致寄主的死亡,而是一种友善的入侵行为,入侵者与寄主间建立了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使入侵者与寄主能和睦相处,最后,入侵者和寄主都一体化了,入侵者成为寄主细胞中的一部分——成为寄主细胞中的一个“器官”。这个例子似乎说明,生命的进化,有两种方式:达尔文揭示的是生物间的利益争夺能通过优胜劣汰的分选机制促成物种进化的情形。同样,生物间利益不相争的互利关系的建立和巩固同样引起了进化。细胞中的内质网、中心粒、细胞核的壳层结构及染色体数量的变化等亚细胞结构的形成,都是通过共生进化的途径而变成现在的样子的。在进化过程中,先是通过不同生物个体间的相互寄生而聚到一起,这种能区分出独立个体单位的、相互寄生的生态组织的形成,构成了生物进化过程中的一个最有特色的阶段——共生进化阶段,通过共生走向一体化。

通过用图论数学方法研究根瘤菌与豆科作物的共生关系,因而发现,它们之间的共生关系,用图论数方法描述,所得到的结果令人吃惊:共生关系与生物化学中的酶形式[1]是同构的,即共生机制同构于包含一个环路(或环网)结构的化学反应方程式。循环是共生关系中,最根本、最抽象的一般特征,这种循环,同生态学中描述的食物链循环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这种循环体观念的进一步延伸,因而扩大了对宇宙共生本质的认识。正如一些理论生物物理学家研究生物分子时经常抱怨过的那样:活性生物分子很不稳定,难以研究,而具有稳定特征、易于研究的分子又没有多大的生命意义。实际上,不稳定的生物活性分子正是以循环体的形式存在着,因而具有稳定的生物学功能。单独存在的分子A、B、C即使生存寿命是微秒级,如果能使A生成B,B生成C,C生成A构成一个环的话,则A、B、C生生不息,使A、B、C都获得了永恒的寿命。还有在原子核物理中,大多数核粒子单独存在的寿命极短,但在形成更高级的核粒子后,它们成为一种稳定的联合体,这里面也有一个生与死交替的生生不息的生死循环。这就叫共生,这个生生不息的循环体叫“共生统一体”。最小的、不可再细分的“化学共生统一体”构成了生命化学进化的“原子”结构。正是这种生命原子的“化合”与“分解”,形成具有复杂生命功能的生命系统的组织结构,成为生命化学进化的结构基础。

 

3、社会性机能的个体发生与合作创造的历史沉积

不能超越人的社会本质来妄谈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相似性。从自然生态系统到人类社会的共生体,并不是自然系统简单扩展而来,而是进化导致的质的飞跃,是物质形态的一种进化[2]。正如我们在研究人类婴儿从动物性的人发展到社会性的人的演变过程所观察到的那样,在4个月龄的婴儿身上观察到了质的飞跃:成人将认知的触角伸入到了婴儿的内心世界,因而引进了体现目的性特征的合作机制,这种合作对于创造一种具有“二联体”[3]关系的神经机能组织起了决定性作用,因而建立了一种独特的条件反射——反身性反射[4]——这种反射机制使人类的本能反射与经合作机制刻录到人脑的“二联体”神经机制联结起来,形成一条闭合的反射通道,这种闭合的反射通道在人大脑神经元单细胞共生的生态系统中又有着特殊的生态学意义:环路共生的神经元组织具有获取物质能量的优势,而使环路连通的神经组织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取得了竞争的优势地位,加速了独具社会性机能的神经机能组织的成长发育。这在人的个体发育中引起了质的变化,实现了从动物性的人到社会的人的飞跃。

经济生活的社会性的成因与婴儿的社会性机能的获得相似,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为基础。合作创造了人类新型的生存方式——共生生存方式。由于不同社会成员的动机和利益关系都能够映射到某一个人的大脑中来,使人与人之间建构合作成为可能。寻求不同个体的个人动机整合的科学基础是:不同个体的行为动机可以沟通,并形成一种不同于单独行动的多主体的联合行动,当这种联合行动的结果为一种因果循环连接时,又建立起一种循环链的特殊结构,这就创造了经济社会的共生统一体。共生是生物进化的一种途径,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模式。社会发展与生物共生进化的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社会是在人的理性思维参与的情况下走上共生发展道路的。理性人的思考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同时这种现存的人类生存方式又是后继的理性人思维的前提和确定后继的行为方案的前置条件。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条规律:“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念、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凡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解释这个基础是怎样通过它的作用而建立起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相信生产和交换的微观机制里,包含着国家制度,这如果不是一个神话,就必然另有原因。显然,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只有合作要素才是可以自动组织起来,结成更广泛的关系。而这种合作创造的新型关系的形成又为更高层次、更具抽象特征的关系的创造提供系统平台——先前的合作为后继的合作奠定基础。

历史的长河,波涛汹涌,每一个浪花都只有瞬时存在的意义,只有当一组浪花,因果呼应,构成循环时,历史才保存它的形式,成为永恒。这正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可见,共生主义,就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观”的具体化。

4、共生主义经济学原理的提出

1998年,胡爱生为申报一个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着手筹备一个经济生态学研究的课题小组,他的想法得到了全国系统工程学会的理事长汪浩的支持,当他为同一目的去找昔日的合作伙伴邓集甜时,没想到他们的思想不谋而合,因而两人商议,由胡爱生执笔起草一份共同的纲领,并自嘲地宣称,就叫它“共生主义宣言”吧。

共生主义宣言的文稿经历了两年时间才完成,一共写了十多个文本,最后确定以《商机处处是画饼,合作条条做早餐     ——论合作研究奠定经济科学的理论基础》为最后的文稿。以合作研究作为共生主义研究的切入点,是因为要避免还原论的思想倾向,这种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到社会生物主义的思想体系,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尽管1998年经济生态学小组最终没有以一种正规的形式建立起来,但从那时开始,共生主义理念从此不胫而走,从湖南到武汉、到北京、到天津、到大连、到上海、到全国各地,到处都散布了共生主义的种子,到处都开花结果。2000年,一篇贴有共生主义宣言标签的文稿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开去,成为当时关于共生主义研究的一篇纲领性的文件。文章确立了几个基本观点:1、合作与经济生活的社会性来由;2合作的进化与社会的发展;3、关于经济学重建问题;4合作:通向共产主义的路标。

传统经济学把研究财富的形成当作中心任务,而共生主义的经济学确立以研究经济生活的社会性来由作为研究的主题;合作形式的进化导致社会的抽象发展,这种不同于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解释,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这一原理的更进一层的解释;经济学必须按合作的思想重建——西方经济学一开始就由于忽视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完全相容的条件,而把合作问题丢到了无人居住的月亮上。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惊异于市场的奇迹,却把创造这种奇迹的功劳全归于利已主义的动机,资本家甚至把损人利已的利已主义与市场实施的那种通过利他才能实现利已的利已主义不加区别。两百多年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创造的是同一个奇迹:建设一个不断加强合作的社会;证明了同一条真理: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原理——这条原理成了经济学第一定律。没有第一定律就没有二第定律。经济学的大厦理应从第一定律出发,建立起一个以合作为主线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资产阶级经济学以个人利益最大化原理来构造其理论,在这种以个人利已主义为出发点建立起来的经济学中,经济利益主体项没有最后从理论中消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根据资本家组织生产的那一套,发明出一种计算方法,结论是资本家靠投资、靠管理、靠他们精打细算节约出每一分钱发财的;马克思则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精确地算出了资本家的剥削。无论是资本家的算法,还是工人的算法,就衡量个人利益方面都是对的。这种个人利益的各自表述机制,体现在一切交易的谈判原则中。但这种个人利益的计算方式并不适应于他人利益的计算方式。他人利益的计算方式通常是一种商业秘密。共同利益的计算方式,只有在研究“合作进化促成商品关系抽象化发展”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才能得到可计算的数学形式。

现代经济学理论,由于利益主体项没有最后消除,这就造成了现代经济学中,有关利益的计量必须联系到特定的资金帐户上的财务关系才有可计算性,正是因为这种个人利益各自表述的机制,造成个人利益在个体际间不可通约。这种利益的个体间不可通约性,却为货币体制的统一计量方式所掩盖,给人的错觉是个人利益可以通约。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利益就像一块端上餐桌的面包,可以任意切分,你多我就少,你赢我必输,最佳结果是等量交换,人们从中看不到双赢。这种没有消去经济利益主体项的经济学理论造成了本身就不可逾越的个人利益致命伤:处理不好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危机四起,动荡不安。共生主义的经济学原理是通过研究合作、研究合作的进化、研究合作的进化与商品关系的抽象发展,因而实现资源共享,利益多赢,最后实现社会系统和组织的一体化。

 

二、社会生态学的“共生主义”批判

对经济领域的共生现象的研究,在最近几年中形成了高潮。这主要是由于生物学中共生现象的扩大化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打下了一定的基础。2000年下半年,作为一种成体系的共生经济学思想的雏形先后问世。2002年6月,胡守均教授的《走向共生》著作出版;2002年10月,吴飞驰的《企业的共生理论》著作由人民出版社出版,2002年11月,胡爱生起草的那篇曾经以“共生主义宣言”为副标题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文章也以《论合作思想对经济学的影响》[5]为题在《商业研究》上发表。各种共生哲学力图对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共生现象作出解释。

胡守均教授认为:人与人之间基本关系存在互补性和利益冲突,而人个体为了生存和发展,又必须与他人合作,这导致了共生的可能;共生是以人人平等为前提;斗争—妥协是共生的方式;法律是共生的度;社会发展是共生关系的改善;共生与竞争的公平公正原则。初看起来,胡守均教授的社会共生理论是正确的。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思维方式和概念体系建构是形而上学的。这种通过纯主观思维构建的社会共生论,极易将这种社会哲学引向西式的民主主义和产生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消解的倾向。经济生活中的共生现象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依赖于人的意识活动的参与,依赖于不同经济利益主体对自身利益的表现形式的不同解释,以及只有人脑才能建立起来这种解释的解释学循环与社会实践的再解释的循环相耦合,才能建立起一种具有社会性遗传特性的共生统一体。社会既是一种文化的生存方式,也是一种人个体及群落的生存方式,文化生存与人的生存,交互作用,超越了个人、集体、民族国家等形式的局部利益,而走向理性化的共生时代。作为一种把人类共生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共生学研究,其研究方法必须是将这种共生机制改造成为一种可操纵的科学分析工具和手段,并成为社会共同体一致认可的科学规范。

吴飞驰博士的《企业共生理论》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人类社会的共生现象。1998年胡爱生从邓集甜那里得知他和吴飞驰正在酝酿一个共生主义理念,按邓集甜当时的说法是,“共产”是实现不了的,只有“共生”才是可能的,“共产”实现的全民所有,等于人人都无法占有。他们当时的共生理念除了从生物学共生现象中得到启发外,同时还掺杂着儒家的天、地、人大统一的天人合一思想。从1999年到2000年胡爱生给了邓集甜关于“共生主义宣言”的两个文本及一些相关论文,邓集甜传给了吴飞驰,他在写作《企业共生理论》前“曾读过该文本四遍”,显然,其间存在着某种思想的共鸣。

他在《企业共生理论》一书中有一句话“说……市场中买卖双方也是合作就很勉强了”,明显是针对《商机处处是画饼,合作条条做早餐——论合作研究奠定经济科学的理论基础》一文中把交换行为看作是非隶属合作的一种合作形式而言的。正是由于他对合作的抽象发展的理解的片面性,导致了他对该文本的理解出现了重大的偏差。他曲解了《商》文对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的评价。在亚当·斯密看来,在良好的法律和制度保证下,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不受阻碍,同时也会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显然,亚当·斯密对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条件加上了严格的限制,即“经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不受阻碍”,这就排除了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时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即不同经济人的个人利益追求在他们之间的利益本来就不相矛盾的前提下,因而产生了看不见的手的功能,更进一步说,就是在排除了经济人损人利已的利益追求方式的前提下,个人利益追求能够达到增进整体利益的效果。显然,亚当·斯密认识到不同个人的个人利益是可以相容的这一事实。密斯的“看不见的手”在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方面并不意味着其中必然包含着矛盾,所谓“悖论[6]”之说完全是吴飞驰个人的误解。导致这种误解的原因是由于人们通常对不同个人的个人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加区别。在传统经济学中,一直没有提出“个人利益各自表述”的原理,因而,无形中引入了“利已必损人,损人必利已”的假定,在这样的假设下,密斯的看不见的手原理就成为一条悖论。

利已并非必损人,社会合作都是以这种利益相容关系作为基本点而发展起来的。其实,亚当·斯密发现的“看不见的手”的机制,并不神秘,它就是合作在自愿条件下必须遵循双赢规则的具体表现。双赢有三种情形:强者与强者的双赢、强者与弱者的双赢、弱者与弱者的双赢。合作有两种形式:直接合作和间接合作,这里间接合作通常是通过市场中介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强者与强者合作最有潜力,但难度很大,只有当资本市场体系建立起来后,实现了强者与强者之间的间接合作,才使强强合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弱者与弱者的合作通常意义不是很大,所以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合作为主要形式。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合作,作为强者一方,自然会以恃强凌弱的姿态强行取得最大利益。但要实现强者利益的最大化,分配给弱者的利益也有一个合理值,低于或高于合理值,强者利益都不能最大化。尽管如此,这种合作对弱者也应当是有利的,即在一般情况下,这个合理值都将大于不合作可能取得的最大值。可见,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尽力维持共生底线上的弱公平制度。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在共生底线上的巨大利益所推动下,以弱公平方式下的共生来自动组织社会生产。这种弱公平机制下的共生链接,就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机制本身。但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合作创造价值后,必然涉及利益的分配,这时共生组织中的个体对确定利益分配的比例关系上就必然有利益冲突,所谓合作与竞争,它不是矛盾的两个对立面,而是同一过程的两个先后出现的环节,而且最后的结局是利益分割的争夺平定,将利益的斗争和解于合作的内部机制里,达到合作的延续,这就是所谓——合作创造价值,相争实现利益分配,两个环节实现合作的共同目标:利人的同时也能利已,共同构成一个合作的全过程。斯密的失误在于他认识到个人利益相容的一面,但没有提出“个人利益各自表述”的原理,在整个西方经济学中一直隐含了不同个人的“个人利益”能够通约的假设,这导致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内在矛盾无法消除。

三、马克思主义与共生主义

一个幽灵,一个共生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大地游荡着,只要打开英特网,你很快可以查到以共生的理念研究经济现象的论文多了起来,都是最近几年的事。一些企业和企业集团像海尔集团等都引进共生的观念,作为一种企业文化加以推广。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都从共生主义理念中寻找自己的理论依据。共产党人和国外反政府的民主人士都欢迎共生主义,但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可能根本不同。也存在一种倾向,打着共生主义的旗帜,实施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阴谋,我们必须提高警惕。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方法和科学方法。尽管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作为研究社会历史的科学思维,有时也得出了某些错误的结论,在用它来指导实践时,也可能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甚至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历史并不是很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不成熟。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并不象人们运用现代逻辑或实验科学方法一样具有清晰的思路和可操作的推理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有生之年也没有做到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能够以清晰的判断力识别各种形态的形而上学,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已经发展到有章可遁的境界,但不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都掌握了它的章法。马克思主义的“章法”其实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就已经开始清晰起来,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得到了最完善的阐述。马克思在《反杜林论》的提纲中就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章法本质上是对人们的日常语言和逻辑思维中,经常出现的脱离现实、脱离历史、脱离客观存在的陈述加以严格限制,剔除没有事实依据的东西和头脑虚构的东西,保持逻辑上的“真”与科学上的“真”这两层真理意义的可靠性和可传递性,并将一种语言逻辑体系与人的行为推理体系配合起来,并引入系统控制论方法的科学理念。从本质上说,自然辩证法是通过建立一种对现实、对客观存在的思考保持真实性和可传递性的语言思维体系而对传统的、日常的、语言意义自由延伸的不规范的语言思维进行规范和改造。所有的形而上学的理论,最后你都能够被指认为是一种逻辑上的循环论证体系,这种循环论证关系通常很隐密,但你能识破它。

马克思主义在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提出了共生主义的基本思想——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并消逝着——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8]。

共生主义,不是要消解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宇宙共生的基本原理——永恒的自然规律也愈来愈变成历史的规律[9],并认识到人类共生的本质——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了因果观念的基础,这个观念是: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

总结19-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有清醒的头脑:尽管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最先进的文化,但由于她的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都没有形成它的数学形式,它的模糊性限制了它的理论对实践的可操作性的运用和其真理性的可检验,它的方法的运用所得出的结果在某些环节确实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我们发现,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闪光的思想,打开其伟大的思想宝库,就要从对社会、对历史、对宇宙的共生现象的认识开始。因为共生现象本身就是辩证逻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活的标本。

今天,在中国大地兴起的共生现象的研究,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生。对现阶段各种形式的共生主义,包括那些以形而上学方法研究的“共生主义”,我们同样欢迎,因为,人们在研究共生现象的过程中,最后会回归到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原理的共生主义。包括一切社会团体,一切爱国人士,也包括反政府的民主人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及从一切目的出发来研究的共生主义的人们,我们都热忱地欢迎他们,因为他们最终都会回归于马克思主义,因为共生现象本质就是马克思主义客观真实性的具体表现。

 

参考文献

[1] 胡爱生 刘巧燕 化学的抽象与抽象化学研究的思想与方法 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8。1

[2] 韩明清 人类的结局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年月日

[3][4] 刘巧燕 语言符号的心理结构 中国学术研究 2003年4月

[5] 刘巧燕 论合作思想对经常的影响 商业研究 2002年月11月 P4

[6] 吴飞驰 企业的共生理论 人民出版社 2002年10月版 P45

[7] 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式P50~53

[8]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 人民出版社 1971年版P16

[9]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 人民出版社 1971年版P216

[10]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 人民出版社 1971年版P208

写作于2004.3.13于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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